韩琦:借科学之眼探微历史

研究康熙大帝的人不少,然而若要论在“科学的显微镜”之下追索其历史细节者,恐怕并不多见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,正是在科学与历史的交会处追根溯源,为世人呈现出更加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和时代图景。

8月中旬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7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,韩琦应邀在数学史分会上作了题为《知识与权力:康熙时代中国与欧洲数学传播的社会史》的45分钟特邀报告。他以丰富的史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,讲述了康熙帝以传教士向他私自传授的西方科学知识“控制”中国官员,从而证明其“天子”地位、巩固其政治权力的故事,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。

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,韩琦所作45分钟特邀报告是中国科学史家首次在境外受邀。2002年,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时,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曾作特邀报告。

韩琦的此次受邀可谓“新的突破”。然而与12年前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备受瞩目不同,有四千余人参加的本届数学家大会似乎并未在国内引起太多关注。参会归来,韩琦接受了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的采访。

推开韩琦的办公室房门,迎面扑来便是四处弥漫的书香,高至天花板的书柜如屏风一般遮挡了记者的视线。未见其人先闻其声,韩琦从书柜后走出,忙不迭向记者道歉:“实在不好意思,书太多了。”

坐拥书海,是置身其间者最为直接的感受,略显局促的空间里每一处都被书籍所占领。记者眼前的韩琦,平头,戴着眼镜,笑容灿烂,一点也不像已过“知天命”的年纪。

“中国人喜欢说自己是数学大国,但给我感觉,这次参会的中国人少得有些可怜。”谈起在韩国的参会感受,性格直率的韩琦直言不讳。不难听出,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的他有着改不掉的江浙口音。

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,没有中国大陆学者作60分钟特邀主题报告。除了韩琦,另外也只有中科院院士、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亚湘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方复全两位,分别在数值分析和科学计算分会、几何分会上受邀作45分钟报告。

受邀作报告者由大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投票选出,报告题目由受邀学者自行确定。韩琦之所以选择康熙时代的中西数学交流作为报告主题,缘于他在该领域长期的积累和沉淀。他对康熙时期数学史、中西关系史和天主教史的研究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,相关文章被广为征引。

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,是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。这个时代遗留下来丰富的中外文材料,然而任何单方面记载所讲述的故事,都可能与事实有着不小的出入。

“我在试图重构康熙这个人物以及整个康熙时代科学发展的背景。”弹指一挥间,韩琦在这项研究使命中已走过了近三十载。

研究康熙时代,是韩琦读研究生期间给自己选择的题目。1991年,他以论文《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》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理学博士学位,主要介绍对数、代数学、无穷级数展开式等数学内容的传入,研究方式以分析具体的数学文本为主。

“但是紧接着就会问,这些内容为什么会传进来?背后的因素是什么?”从内史走向外史,韩琦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、有待深入开拓的“历史矿藏”。他将知识传播的历史过程,放在更为弘大的文化脉络中深入考究,在各种人物的交往中洞察政治、宗教、社会和科学的关系。

“我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,就是中西史料互证,通过比对,能够揭示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。”为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,韩琦的足迹遍及欧洲各大档案馆。在浩瀚的文本中,他常常为一些有趣而重大的发现感到兴奋。

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,一本名为《算法纂要总纲》的书籍很长时间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,并未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。对于这本没有标明作者的书,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中国人写的。

在欧洲查阅历史档案期间,韩琦发现一个名为安多(Antoine Thomas)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曾在康熙宫廷担任数学老师。这位耶稣会士将自己撰写的一本名为《数学纲要》的拉丁文著作翻译为中文给康熙当教材。韩琦通过对比证明,那本被长年忽视的《算法纂要总纲》正是在《数学纲要》的基础上编译的,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康熙御制《数理精蕴》。

“在此之前,我们搞数学史的人完全不知道。”韩琦擅长将看似无关的东西方史料结合起来,从中敏锐捕捉到真实的历史细节。在他看来,如果没有大量西方历史资料的支撑,自己不可能从事这项研究。

韩琦对17、18世纪中西科学交流的兴趣,缘于一些法国耶稣会士的著述。他也由此很早就意识到,若想真正弄清那段历史,必须懂得法文、拉丁文、葡萄牙文等当时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。

“要研究这一段历史,如不懂法文、拉丁文等其他欧洲文字,肯定不能达到一流的水平。”如今,韩琦的外语能力已颇为让人羡慕精通英语,流利阅读日语、法语专业文献,粗通德语、拉丁语。最近,他又自学起了意大利语。

对于韩琦来说,语言是通往真实历史的窗口。“历史一定要真实,但正史的材料都是被修饰和改编过的,很多话的真实性都需要检验,所以一定要通过各种史料的对比,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。”

韩琦196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,出生后不久,父母将他送到老家浙江嵊县的外婆家里,自幼跟随舅父张秀民长大。193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张秀民国学系出身,他撰写的《中国印刷史》成为我国印刷史研究的经典著作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张秀民从“五七干校”退休返乡,韩琦在其身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岁月。乡间的藏书中很少有儿童读物,《中国古代科学家》算是其中最为通俗的一本,正是这本不太厚的红皮精装书,成了韩琦一生中最早的科学史启蒙读物。

韩琦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,学的是机械,跟舅父一样,他们对韩琦的期许是从事科学研究,从未说过要他研究历史。1985年,韩琦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机电系。

“从事科学史的学习和研究,完全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。”韩琦回忆,大学毕业前,他原本最想报考的是液压传动这个热门专业的研究生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简章上,看到了他所熟悉的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的名字,于是便决定报考该校科学史专业,此时距离考试只剩下三个月时间。

“做学问,要有从宏观的角度驾驭史料的能力。”韩琦说,初入科学史领域的他,当时尚不能理解恩师这句话的深意。“殊不知,这种视野背后要付出多少辛苦和汗水。”30载辛勤耕耘,韩琦对这番话有了更深地感悟。

不久之后,韩琦关于康熙时代中外科学交流的一部专著即将问世,他很高兴当初为自己选择了最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。“17、18世纪的中西科学交流还会接着做,我觉得那些材料,可能几辈子都做不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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